真人娱乐网站:丹尼斯会见FIA请求允许阿隆索参赛 FIA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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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1 19: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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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仅要有顶层设计,而且也要有评价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改革就很难深入推进。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改革的评价新标准:“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图为: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一、“两个是否”评价标准为改革理论增添新内涵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成果,不仅是我国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判断标准, 我国的改革就有可能走偏,甚至出现方向性问题。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初期曾提出“三个有利于”思想,为我国改革评价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如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是否”的新标准,实现了改革成效评价标准的新发展。“两个是否”的新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多次提出我国改革的评价标准问题。1983 年1月 12日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的时指出:“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表述后来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党章之中,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 长治久安有利的, 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进而,习近平提出“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思想,与邓小平推进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国改革理论创新和改革进程的内在延续性和一致性。“两个是否”的评价标准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论断新思想,是对我国改革实践的新认识。我国改革过程中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发展重点不同,评价标准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内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时,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鼓起勇气冲破一切阻碍我国发展的障碍、不断深化改革无疑是有力的助推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无论是改革的深度还是改革的难度都在加大。“两个是否”标准的提出,正确把握了新常态的特征,对于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社会各方面和领域的标准必须体现和服务于这个标准。围绕发展生产力,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部署改革,改革的方向就会更明确。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改革需要坚持一个底线,这就是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指向,就是要增强改革的人民性,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2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依法依规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姜军发表谈话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姜军表示,据网民举报,任志强微博账号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国家网信办责令新浪、腾讯等有关网站依法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姜军指出,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还是网民,都应增强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坚守法律法规底线、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坚守国家利益底线、坚守公民合法权益底线、坚守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坚守道德风尚底线、坚守信息真实性底线。网络名人、“网络大V”更要正确运用自身影响力,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传播正能量。国家网信办将加大网上信息内容监督管理执法力度。各类网络传播平台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为违法违规言论提供传播渠道;坚决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严格执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制度,决不允许已被关闭账号的用户以“换马甲”等方式改头换面再次注册。姜军最后表示,欢迎广大网民继续监督、举报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址:www.12377.cn,举报电话:12377,举报邮箱:jubao@12377.cn。,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未来五年内全国涉农扶贫款项将继续增加,最终是让中国尚有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然而,来自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却显示,涉农扶贫款正在成为“唐僧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年6000个亿,通过政府创新融资机制,在涉农投入里应该是力度最大的。但与此同时,“有的资金被贪污浪费”。2015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件中,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的贪污受贿人数达6623人,居各领域贪腐人数之首。为防止涉农扶贫款的跑冒滴漏,甘肃的做法引起关注。从2014年开始,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2万余名检察联络员“驻守”基层,盯住项目资金从涉农部门“流出”后的每一步动向。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扶贫办在甘肃召开会议,决定启动为期5年的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行为。甘肃定西市的一位检察官表示:“要防止扶贫中的贪腐,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而甘肃信息公开的做法也将成为今后扶贫领域惩治预防犯罪的参考样本。【案情】涉农职务犯罪曾一度高发记者获悉,从全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来看,与扶贫开发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政策落实、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呈现出“蝇贪”、“蚁贪”问题突出、窝案串案突出等问题。与其他领域相比,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两委”人员利用财经制度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到位、扶贫信息不对称等漏洞,通过截留克扣、虚报冒领等方式逃避监管。在甘肃,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投入在惠农扶贫领域的资金每年平均400亿左右。与此同时,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8年到2012年,甘肃共查处涉农职务犯罪1772人,占全省立案总人数的37.9%,尤其是2013年,被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占到总人数的44.6%。在某些地方,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7%。2014年,甘肃省检察院对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结果显示,扶贫资金之所以被贪污挪用,与缺乏第三方监督密不可分。【监督】检察官每月下村核对拨款魏星月是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两年前开始,她每月至少要去康家庄村走一趟。这个村子,她“承包”了。进村后,她先去看看近期要发给困难群众的补贴有没有到位,然后带着镇上的明细表,跟村里的表核对一番,比对两张表里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是否一致。按规定,每笔扶贫款发给了谁、哪家多少都要公示,因此魏星月还会到个别农户家去询问,他们对发放情况是否满意。自2014年起,除办案之外,甘肃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多了一项工作任务。在统计清楚全省各类涉农扶贫政策和款项后,按省检察院规定,直接向县直涉农资金管理部门、乡镇街道和村级组织派出检察机构,同时各确定1名检察警官专门联系协调工作。这些检察干警负责监督县区各涉农部门向乡镇公开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入驻乡镇的检察官们监督乡镇政府向各村分配的情况;最后再由“承包”村的检察官核对到村款项是否减少,监督这些信息向农户公开。以定西为例,这个位于甘肃中部、以盛产马铃薯著称的城市共有119个乡镇和1185个村,为保证扶贫款项不被层层扣留,检察院把全市300多名检察干警派驻到每个涉农部门、乡镇和村中。检察官无法全覆盖,检察院还在乡镇聘请纪检干部、司法人员,在村一级聘请大学生村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作为检察联络员,协助开展监督工作。在魏星月不下村的日子里,康家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魏仪便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他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和所有政策、资金发放情况一同被公示在康家庄村村委会的告示栏上。在甘肃,像魏仪这样的检察联络员已有23252人。【公开】惠农政策上墙致上访量锐减46岁的宋宗勇现在习惯每个月都到村委会大院去转一圈儿。他从宣传栏上可以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惠农政策,以及发到手的低保是不是这个数。宋宗勇家里共6口人,上有两位85岁的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个月在砖场打工挣的2000元让他入不敷出。按照相关政策和评级,宋宗勇家每人每个月可拿到58元的低保。去年6月,一场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倒了。他拨通驻室检察员魏星月的电话,结合自然灾害评定等级,宋宗勇拿到了500元的补偿款。这500元钱,还是村里社员评定出等级的。康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川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5年该村的涉农资金共220万元、33项。每项资金到了村里,村委会先开党支部会议,再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讨论最近哪家比较困难需要救济,也会说明为啥你家发了200,他家发了400。”最终确定下来的资金发放情况会在村委会墙上至少公示15天,同时村里还要将内容报送村检察联络室。所有信息都痛痛快快地上了墙吗?“原来我们也有公示,但是不准确也不及时,有时怕老百姓上访,公示两三天就撤下来。以前总有老百姓骂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发的,总觉得别人发的比自家多,总觉得村干部动了手脚”,做了多年村支书的李新川称,一开始让所有信息都上墙也有顾虑,但大形势如此,再加上检察院的监督,“我们也被倒逼着这样做了。”公开带来的变化在上访量中反映出来。2013年康家庄村总共28件上访案件,2014年共16件,上访内容几乎全是补贴、低保的问题。到2015年,该村上访量减少到3件,全都是因为邻里纠纷。【不足】人员机构不固定下村难保障据介绍,在甘肃,每个地区与涉农相关的部门都在15个左右,小县城也有12到13个,此外发改委、财政方面也有不少涉农项目和资金。要把这些部门的涉农项目和资金数据全部拿过来监督并非易事。定西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炜说:“一开始向涉农部门要数据他们很敏感,有时调不到,因为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对方部门在接待检察官时总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被调查。”甘肃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张泽武也承认,信息公开这件事光检察院一家做不起来。为此,省检察院先给省委写了一份过去5年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争取支持,并最先联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后来在全省召开动员工作大会时有15个涉农部门参加,最终慢慢扩大到省直机关22家单位。王炜表示,公开信息可减少上访情况,也让资金少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不希望在这方面出事。采访过程中,多位检察官也透露,目前检察院开展的这一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人员和机构都不固定。“和基层法庭、派出所不同,检察院在基层并没有自己的派驻机构。”魏星月所在的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年要办理20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分到8个检察官身上,加之有些案件案情复杂,“平时时间很紧张,只能自己协调办案和进村巡回监督工作。”“希望今后还是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这样阵地才能稳定”,一位检察官这样认为。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孙晓梅被称为“硬茬”代表。从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孙晓梅经过了26年的光阴。受访者供图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对话人物孙晓梅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背景三成妇女遭受过家暴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调研全球超120个国家对家暴立法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亮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推动“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议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展望意识和细节决定新法实施效果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A06-A07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官方客服并未给出明确答复,只称克莱斯勒不掌握非授权点销售车辆,克莱斯勒已经发出声明,上述受损的Jeep车辆不享有厂家质保。因销售商无法提供受损车辆原始发票,日后消费者也面临无法上牌的风险。北京一家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表示,即使从外观上看不出有问题,经过爆炸损害的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比如增加车辆自燃的几率、车辆电脑中控失常等。“这样的车买回去,保险公司也有可能会拒保。”1321辆爆炸受损车去向不明?在天津港危险品爆炸事故后,超过两万辆车严重受损,包括大众、克莱斯勒、雷诺。
未来五年内全国涉农扶贫款项将继续增加,最终是让中国尚有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然而,来自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却显示,涉农扶贫款正在成为“唐僧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年6000个亿,通过政府创新融资机制,在涉农投入里应该是力度最大的。但与此同时,“有的资金被贪污浪费”。2015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件中,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的贪污受贿人数达6623人,居各领域贪腐人数之首。为防止涉农扶贫款的跑冒滴漏,甘肃的做法引起关注。从2014年开始,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2万余名检察联络员“驻守”基层,盯住项目资金从涉农部门“流出”后的每一步动向。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扶贫办在甘肃召开会议,决定启动为期5年的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行为。甘肃定西市的一位检察官表示:“要防止扶贫中的贪腐,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而甘肃信息公开的做法也将成为今后扶贫领域惩治预防犯罪的参考样本。【案情】涉农职务犯罪曾一度高发记者获悉,从全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来看,与扶贫开发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政策落实、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呈现出“蝇贪”、“蚁贪”问题突出、窝案串案突出等问题。与其他领域相比,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两委”人员利用财经制度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到位、扶贫信息不对称等漏洞,通过截留克扣、虚报冒领等方式逃避监管。在甘肃,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投入在惠农扶贫领域的资金每年平均400亿左右。与此同时,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8年到2012年,甘肃共查处涉农职务犯罪1772人,占全省立案总人数的37.9%,尤其是2013年,被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占到总人数的44.6%。在某些地方,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7%。2014年,甘肃省检察院对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结果显示,扶贫资金之所以被贪污挪用,与缺乏第三方监督密不可分。【监督】检察官每月下村核对拨款魏星月是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两年前开始,她每月至少要去康家庄村走一趟。这个村子,她“承包”了。进村后,她先去看看近期要发给困难群众的补贴有没有到位,然后带着镇上的明细表,跟村里的表核对一番,比对两张表里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是否一致。按规定,每笔扶贫款发给了谁、哪家多少都要公示,因此魏星月还会到个别农户家去询问,他们对发放情况是否满意。自2014年起,除办案之外,甘肃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多了一项工作任务。在统计清楚全省各类涉农扶贫政策和款项后,按省检察院规定,直接向县直涉农资金管理部门、乡镇街道和村级组织派出检察机构,同时各确定1名检察警官专门联系协调工作。这些检察干警负责监督县区各涉农部门向乡镇公开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入驻乡镇的检察官们监督乡镇政府向各村分配的情况;最后再由“承包”村的检察官核对到村款项是否减少,监督这些信息向农户公开。以定西为例,这个位于甘肃中部、以盛产马铃薯著称的城市共有119个乡镇和1185个村,为保证扶贫款项不被层层扣留,检察院把全市300多名检察干警派驻到每个涉农部门、乡镇和村中。检察官无法全覆盖,检察院还在乡镇聘请纪检干部、司法人员,在村一级聘请大学生村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作为检察联络员,协助开展监督工作。在魏星月不下村的日子里,康家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魏仪便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他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和所有政策、资金发放情况一同被公示在康家庄村村委会的告示栏上。在甘肃,像魏仪这样的检察联络员已有23252人。【公开】惠农政策上墙致上访量锐减46岁的宋宗勇现在习惯每个月都到村委会大院去转一圈儿。他从宣传栏上可以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惠农政策,以及发到手的低保是不是这个数。宋宗勇家里共6口人,上有两位85岁的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个月在砖场打工挣的2000元让他入不敷出。按照相关政策和评级,宋宗勇家每人每个月可拿到58元的低保。去年6月,一场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倒了。他拨通驻室检察员魏星月的电话,结合自然灾害评定等级,宋宗勇拿到了500元的补偿款。这500元钱,还是村里社员评定出等级的。康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川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5年该村的涉农资金共220万元、33项。每项资金到了村里,村委会先开党支部会议,再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讨论最近哪家比较困难需要救济,也会说明为啥你家发了200,他家发了400。”最终确定下来的资金发放情况会在村委会墙上至少公示15天,同时村里还要将内容报送村检察联络室。所有信息都痛痛快快地上了墙吗?“原来我们也有公示,但是不准确也不及时,有时怕老百姓上访,公示两三天就撤下来。以前总有老百姓骂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发的,总觉得别人发的比自家多,总觉得村干部动了手脚”,做了多年村支书的李新川称,一开始让所有信息都上墙也有顾虑,但大形势如此,再加上检察院的监督,“我们也被倒逼着这样做了。”公开带来的变化在上访量中反映出来。2013年康家庄村总共28件上访案件,2014年共16件,上访内容几乎全是补贴、低保的问题。到2015年,该村上访量减少到3件,全都是因为邻里纠纷。【不足】人员机构不固定下村难保障据介绍,在甘肃,每个地区与涉农相关的部门都在15个左右,小县城也有12到13个,此外发改委、财政方面也有不少涉农项目和资金。要把这些部门的涉农项目和资金数据全部拿过来监督并非易事。定西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炜说:“一开始向涉农部门要数据他们很敏感,有时调不到,因为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对方部门在接待检察官时总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被调查。”甘肃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张泽武也承认,信息公开这件事光检察院一家做不起来。为此,省检察院先给省委写了一份过去5年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争取支持,并最先联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后来在全省召开动员工作大会时有15个涉农部门参加,最终慢慢扩大到省直机关22家单位。王炜表示,公开信息可减少上访情况,也让资金少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不希望在这方面出事。采访过程中,多位检察官也透露,目前检察院开展的这一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人员和机构都不固定。“和基层法庭、派出所不同,检察院在基层并没有自己的派驻机构。”魏星月所在的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年要办理20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分到8个检察官身上,加之有些案件案情复杂,“平时时间很紧张,只能自己协调办案和进村巡回监督工作。”“希望今后还是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这样阵地才能稳定”,一位检察官这样认为。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2
真人娱乐网站赵耀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近日对其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赵耀宏、贾波两人履新,王紫贵去职。据延安干部学院官网消息,2月26日上午,学院召开副处、副高以上干部教师会议,宣布领导班子成员任免决定。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副局长张洪涛、干部教育局六处处长张绪勤出席会议。张绪勤宣读了中央组织部关于赵耀宏等3名同志职务任免的文件:赵耀宏同志任学院副院长,贾波同志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免去王紫贵同志学院副院长职务。公开的新闻报道显示,赵耀宏教授从事党史党建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曾任延安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处长、教学科研部主任等职。此外,赵耀宏还担任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入库专家、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陕西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据连云港新闻网介绍称,赵耀宏曾两次被评为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学院优秀教师,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赵耀宏主编、参编书籍十余部,在光明日报、《党的文献》、《人民论坛》、《党建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而卸任副院长职务的王紫贵(1968.12)曾先后担任延安干部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于2015年7月出任陕西省委高等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对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军队干部进行党性、党史和党风教育的国家级干部培训院校。该学院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陕西省委协助管理,实行院务委员会领导体制。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兼任学院院长,陕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兼任学院第一副院长,院务委员会工作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主持。目前现任学院领导还包括常务副院长李国喜、副院长靳铭。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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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称,胡润研究院28日发布的全球“白手起家”富豪榜显示,上榜的39人中,有13人来自中国,人数仅次于美国的17人,位居第二位。这是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上榜富豪的财富计算截止日期为今年1月15日。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新闻稿,《2016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以10亿美元(约65亿元人民币)为基准,统计了全球40岁及以下的白手起家富豪,共有39人上榜,他们来自七个国家,平均年龄35岁,总财富近9500亿元。科技创新领域创业者居多排行榜显示,科技创新领域成为诞生最多少壮派创业者的行业。全球的少壮派富豪前10名几乎被美国包揽,共有九位美国人上榜。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以3100亿元位居榜首。报道称,中国白手起家的少壮派富豪,主业从事投资行业的有两位,制造业、教育、快递和娱乐行业分别有一位,其他都是科技行业。其中,2008年在北京创办昆仑万维公司的周亚辉、李琼夫妇,拥有的财富最多,以230亿元上榜,在39人中排在第11位。该公司专注网游,去年年初在深圳上市以来,其股价一路飙升,市值还曾一度突破100亿美元(约650亿元人民币)。报道称,影星赵薇及丈夫黄有龙以66亿元的财富上榜,他们曾斥资购入阿里巴巴影业股份,成为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上市后成功套现。胡润称,大疆科技的汪滔成为技术创新领域的年轻榜样,耗时八年成为10亿美元富豪,排在第12位。汪滔研发的小型无人机,销量占全球一半,使“中国制造”在高科技领域崭露头角。大疆目前估值100亿美元(650亿元人民币)。36岁的汪滔也以财富220亿元位列《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第512位。报道称,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平均用了八年时间创造了他们的第一个10亿美元财富。中国创富速度最快的是程维,他在2012年创立滴滴打车,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成为10亿美元富豪。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近日,《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高勇是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的秘书。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2月26日,“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专访高勇,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高勇生于1931年。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1959年3月,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其后,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团中央任职。1983年,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1991年,高勇离休。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看起来精神头儿不错。“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高勇家中,电视上方的隔断上,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柜子右手边的墙上,挂着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为他题写的一幅字,“孜孜不倦”。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谈话间率真坦诚,知无不言。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那段日子里,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日夜工作,朝夕相处。这些记忆,也在日后汇集成册。以下为“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与高勇的对话实录。“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你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你写了多久?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离休以后,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静不下心。从那边退下来后,写了一年,又改了半年。政事儿: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的时候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写的准确。政事儿: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高勇: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也没有内幕消息。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真实。“去年对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你是否参加纪念活动?高勇: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政事儿: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高勇: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说不去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现在年龄太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政事儿: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高勇:最后是在医院,当时他在睡觉,我没和他说话。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基本上不接见人。政事儿: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高勇:外表上没太大变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很疲惫。政事儿: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为什么?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想把骨灰放在共青城。我们都不赞成放到八宝山去。政事儿:共青城安放骨灰时,你是一起护送的,当时是什么情况?高勇: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李昭他们和乔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时任中纪委书记)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陪同的有温家宝(国务院原总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提前安排的时候有个小故事,从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的时候,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他的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号(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号,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政事儿:除了他做的事情,群众对他的评价跟他本人有关系吗?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不是看书就是看资料”“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儿子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的办公室。当时都在家里办公,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政事儿: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政事儿: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我没有受到过优待”“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政事儿: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高勇:没有。有人还劝我说,你不要对胡耀邦的事情那么热心,写这个写那个,还受到牵连挨了处分,我说这不能那么看。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这两年主要忙耀邦百年诞辰事情”“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政事儿:作为老一辈领导人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政事儿:平时都忙些什么?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政事儿: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政事儿: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巡视组近日陆续进驻中央宣传部、国家信访局、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人社部、国家公务员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开展专项巡视工作。这标志着,今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正式开始。经中央批准,本轮将对包括上述单位在内的32家单位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中央巡视组将在上述单位工作2个月,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等,受理反映该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与此同时,在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省,中央巡视组分别召开了巡视“回头看”工作动员会。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对已巡视过的地方开展“回头看”,重点检查该发现的问题有没有遗漏和巡视整改落实情况,做到件件有着落,释放强烈信号,体现监督的韧劲和严肃性。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已开展8轮巡视,巡视了149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巡视“利剑”作用凸显,半数以上中管干部问题线索来自巡视。
■ 对话人物高勇生于1931年。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1959年3月,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直到1964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其后,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教育部、团中央任职。1983年,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1991年,高勇离休。近日,高勇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2月26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高勇家中,电视上方的隔断上,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柜子右手边的墙上,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孜孜不倦”。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谈话间率真坦诚,知无不言,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那段日子里,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日夜工作,朝夕相处。这些记忆,也在日后汇集成册。“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新京报:你的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近日出版了,这本书你写了多久?高勇:一年半吧。1991年我离休以后,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静不下心。从那边退下来后,写了一年,又改了半年。新京报: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高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我找了一些,力求写得准确。新京报: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高勇: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也没有内幕消息。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真实。“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新京报: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高勇: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新京报: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高勇: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江西,我说不去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现在年龄太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好,就不去了。新京报: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高勇:最后是在医院,当时他在睡觉,我没和他说话。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基本上不接见人。新京报: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高勇:外表上没太大变化,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很疲惫。新京报: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为什么?高勇: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新京报:共青城安放骨灰时,你是一起护送的。高勇: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李昭他们和乔石(时任中纪委书记)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陪同的有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而且经常抛锚,不保险。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只坐红旗车。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就违背了他的意愿。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高勇: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事情。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后来他去世时,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现在每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我们到他家里去,经常在客厅里呆着,就突然来几个人,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新京报:除了他做的事情,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高勇: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没人办什么公司。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口碑很好。“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新京报: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高勇: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西边的跨房是书房。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刘崇文(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在西厢房。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耀邦的母亲和岳母、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平时不在家,礼拜天回来。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一步都离不开。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他不直接接电话。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另外两个是黑机子。军用电话很少用到,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普通电话就多了,机关各个部门都打。保密机有专用线路,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新京报: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们会一起打牌吗?高勇:我不会打牌。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打牌也是几伙人,都不一样。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冻得不得了。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拿个猎枪。汽车灯一照,兔子傻了,站那儿不动,他瞄准了就打。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不跟其他人一起吃。他吃饭很快,不管别人。包括请客的时候,他吃完就走了。新京报: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高勇: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都是说你们睡去吧。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没有受到过优待,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新京报: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高勇: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和他聊上几句。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新京报:作为他的秘书,你是否得到过优待?高勇:没有。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我父亲也是老八路,后来从部队转业。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牙都被打掉了。耀邦去世以后,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不好跟他说。“胡耀邦诞辰百年, 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新京报: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高勇:现在去的也少了。李恒(胡耀邦的女儿)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俩保持联系。李昭已经94岁多了,身体还可以,但是思维不行,不大认识人了。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现在不行了,连我都不认识了。新京报: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高勇: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都走不动了。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会约一下去看看。新京报:平时都忙些什么?高勇: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比如我刚才说的,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高勇:是的,这两年特别忙,还接受了一些采访。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这些挺多的。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高勇:我现在不看新闻,只看天气预报。每天上午买菜做饭,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晚上一般看戏,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采写/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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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架号。经查询,该车为天津港爆炸受损车辆。26日,天津滨海新区某修理厂,工人们正在对一辆爆炸受损车辆进行维修。部分爆炸受损车辆,车门、车漆等外观严重受损。2月25日,天津中电物流停车场,一女子花30余万元购买的一辆大切诺基,准备用拖车拖走。经记者查询,此停车场有23辆Jeep车为天津港爆炸受损车辆。“30万元买大切诺基。”今年1月19日,青岛举办的一场车辆拍卖会再次将天津港爆炸受损车辆带入公众视线,拍卖会所拍车辆正是爆炸事故中受损的部分Jeep车。短短数小时,约150辆Jeep大切诺基和牧马人全部被拍走,其中大切诺基的拍售价在30万-32万元,而在Jeep官网上,最低配的“大切”,售价也超过50万元。拍卖过后,这些受损车辆已流入市场。近日,一批Jeep指南者、大切诺基车辆在天津市京门大道中电物流仓库低价公开售卖。销售商通过与维修点合作翻新、开贸易公司发票等方式将受损车“洗白”。对此,克莱斯勒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赵耀宏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近日对其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赵耀宏、贾波两人履新,王紫贵去职。据延安干部学院官网消息,2月26日上午,学院召开副处、副高以上干部教师会议,宣布领导班子成员任免决定。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副局长张洪涛、干部教育局六处处长张绪勤出席会议。张绪勤宣读了中央组织部关于赵耀宏等3名同志职务任免的文件:赵耀宏同志任学院副院长,贾波同志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免去王紫贵同志学院副院长职务。公开的新闻报道显示,赵耀宏教授从事党史党建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曾任延安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处长、教学科研部主任等职。此外,赵耀宏还担任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入库专家、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共党史学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陕西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据连云港新闻网介绍称,赵耀宏曾两次被评为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学院优秀教师,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赵耀宏主编、参编书籍十余部,在光明日报、《党的文献》、《人民论坛》、《党建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而卸任副院长职务的王紫贵(1968.12)曾先后担任延安干部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于2015年7月出任陕西省委高等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对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军队干部进行党性、党史和党风教育的国家级干部培训院校。该学院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陕西省委协助管理,实行院务委员会领导体制。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兼任学院院长,陕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兼任学院第一副院长,院务委员会工作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主持。目前现任学院领导还包括常务副院长李国喜、副院长靳铭。真人娱乐网站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今天是二二八。每年到了今天,国民党总是备受责难。”台湾《联合报》28日的评论感慨,过去7年多来,“总统”马英九每年在“二二八”纪念会上都会遭到各式各样的羞辱。无论马英九和国民党表现出何种谦卑、认错的态度,深绿人士就是紧紧抓着仇恨不放,让每年的“二二八”不但没有办法化解历史的仇恨,反而让社会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几至无解。“中央社”28日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凌晨遭人纵火,纵火者还在现场散发多张写着“杀人政党、不应该存在”等传单。据报道,纵火者骑乘一辆摩托车,向中央党部丢掷了4枚汽油弹。现场散发的传单署名自称“实践正义人士”。28日,岛内多地蒋介石铜像遭到污损和丑化。《联合报》称,宜兰公园蒋介石铜像遭人喷漆,连带孙中山铜像也被波及。东森新闻称,去年曾在南投向蒋介石铜像涂漆的石育民,28日再度在南投市中兴会堂前,给蒋介石铜像盖上一块白布,看起来就像“披麻戴孝”。这股丑化污损蒋介石塑像的浪潮几天前就已经开始。2月24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展览室遭到数名“自由台湾党”人闯入,他们在里面到处喷漆,声称是为了纪念“二二八”不幸罹难的人。2月26日,台湾政治大学校内布告栏上贴出海报,控诉蒋介石“在台湾屠杀多少台湾人”,这些海报随后被校内“教官”撕下,双方展开争执。当警队赶来排解纠纷时,却被质疑“政大是宣告戒严了吗?党国时期军人介入校园的幽魂复辟了吗?”政大图书馆内的蒋介石铜像当天也被贴满“二二八”受难者的名单,随后被校方去除。对于一系列发生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后的暴力事件,国民党28日发表声明称,多年来国民党与马英九做了众多努力来消弭历史伤痛,积极推动族群和解。声明担忧这种暴力行动将为台湾族群融合带来仇恨与对立。国民党主席参选人洪秀柱28日称,“我们要抚平伤口唯恐不及,怎能在伤口上撒盐”。岛内各派政治人物28日纷纷出席“二二八”纪念活动。马英九当天表示,“二二八事件”持续影响台湾社会数十年。对整个事件的处理,今天已经有很多进步。他说,疗伤止痛不只是赔偿遇难者和放假,还应促进族群之间的和谐。民进党等绿营对此却不依不饶。台湾“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28日在脸谱网站上留言称,“罪人可以怜悯、宽恕,但罪行一定要严加惩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天参加一个教会举行的“二二八”追思活动。《联合报》称,牧师不断提及“台湾被称作中华民国,对台湾人是混乱”。蔡英文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反应,低头聆听。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孙晓梅被称为“硬茬”代表。从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孙晓梅经过了26年的光阴。受访者供图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对话人物孙晓梅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背景三成妇女遭受过家暴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调研全球超120个国家对家暴立法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亮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推动“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议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展望意识和细节决定新法实施效果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A06-A07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核心提示:“减”源自“简”的理念,但凸显的是实施路径。“减”要出招,招招动的是政府的“奶酪”。通往“民富”与“国强”,信念上需要持久做加法,但方法上却常常需要从减法入手。这也是本届政府“减”字当头的原因所在。李克强就任总理后首场记者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开宗明义阐明立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削减三分之一以上。随即他代表本届政府郑重提出“约法三章”:一是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一减法逻辑十分清晰:当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民生刚性支出不减反增,那就需要首先削减政府开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要用简朴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李克强甫一上任便亮明观点。本届政府施政由此打上鲜明烙印:政府权力要为人民做减法。“减”,亦成为李克强提及最频的字之一。“减”源自“简”的理念,但凸显的是实施路径。“减”要出招,招招动的是政府的“奶酪”。这是一个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提速的过程。原定5年内砍掉三分之一行政审批的目标,两年即告完成,实现总理所说的“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李克强继而提出新的要求:继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继续减少职业资格许可认定,继续减少红顶中介组织,继续减少不合法不合理收费。力推“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简化企业办事手续,减轻群众经济负担。2014年以来,国务院分5批取消27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总量减少近一半。减法甚至有一直做到零的决心:以2015年5月国务院决定为标志,“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政府权力的“减法”,直接换取的是市场活力的“乘法”。近两年来,新注册企业每天都在12000家左右。“减”的另一大动作便是减税降费,特别是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实施精准减税。李克强明确说,这本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他强调:“不是只有增加赤字、搞大工程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给企业减税降费,同样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15年,政府共为各类市场主体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通过商事制度改革,新注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不仅让它们“生”下来,还要让它们更多地“活”下来。而此时减税,尤其对这些新生的小微企业来说,就像“及时雨”。政府这样的减法,换来的注定是市场主体的加法,其积极意义表现在,政府虽然可能会暂时减少财政收入,却帮助许多困难企业度过难关,长久来看,也涵养了税源。“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新的施政理念。它还体现在其他方方面面的细节中。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回忆,李克强总理曾对报告起草提要求,专门强调一点:“做不到的不要写。”知微见著,“减”的理念无处不在:尤其是最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处处体现。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闻舆论界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身为共产党员的任志强却不是这样,而是在其个人微博公开发出了割裂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原则、制造党民对立的谬论。公然跟中央精神唱对台戏,这已不是推墙者任志强的第一次了。只要对他近期公开言论稍作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围绕推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堵他们无法逾越的墙,建立资本主义宪政,任志强连续而系统地发出了如下言论:反对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多党制行不通”的历史结论,声称要反复试验,公然鼓吹打破一党执政,称共产党是垄断的皇权,当今中国是专制加垄断;公然称习近平这届新班子,让车轮倒转,军队枪口对内,鼓吹军队国家化;称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为美国的种族歧视洗地,认为美国梦更加优秀,鼓吹中国梦和美国梦都是宪政梦,等等。对于任志强上述逻辑混乱、混淆视听的言论,网友都一一作了批判。这里仅就其颇具迷惑性地污蔑我国属于专制制度,推崇美国式所谓民主制度而言,其理论逻辑混乱和用心险恶可见一斑。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专政的一面,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对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有专政没有民主或只有民主而没有专政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只存在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而不存在必须根本否定的问题。认清了这一点,稍有常识和逻辑的人就不难分清任志强的上述言论到底属于合理批评还是反党言论。而有些所谓专家教授却故意模糊了合理批评和反党言论的界限,混淆视听,为其辩护,实乃立场使然。那么,为什么任志强在党的十八大后并不收口,反倒变本加厉、任性妄为地发出系统反党言论呢?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稳步推进,有力推动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党员和群众都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信任和希望。不忘初心,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带领人民沿着中国道路凝心聚力,谱写治国理政的新篇章。这样的好局面继续巩固发展下去,不但国内外颠覆势力扳倒中国的图谋不能得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稳步实现。显然,这与国内外颠覆势力的愿望和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代言人的任志强跳出来任性反党也就不足为怪了。值得警醒的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大国悲剧殷鉴不远。苏联改革过程中思想领域的混乱、党员反党的破窗效应没有得到有效整治,迅速引发了政治和经济混乱,短短6年时间,一个社会主义大党大国轰然倒塌,大批腐败变节者获得了财富和自由,而人民群众却遭了殃,不管推墙者或鼓吹宪政者用多么美妙的语言来包装和伪装,牺牲人民的利益,成就变节者的所图,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全部秘密。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百年一遇”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蔓延,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扳倒中国”成为国内外颠覆势力的共同目标,因此,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必然集中表现在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科学应对,才能避免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犯颠覆性错误,化危为安,变挑战为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根本保证,既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通过解剖麻雀,掀起对党员任性反党及其言论的讨论和批判,分清是非对错,教育党员,提高思想水平上限;又要使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挺在前列,守住底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那么,对于全然忘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忘记了入党誓言,背叛了对党承诺,违背了党的政治纪律的党员,党组织唯有下决心坚决地清除出去,才能避免其对党的健康肌体的进一步侵蚀,才能消除“破窗效应”,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员队伍才能纯洁,党的事业也才能健康发展,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才能立信发威。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编者按】2月28日,中纪委机关报刊文《“腐败亚文化”就在身边》,报道一些地方群众办事难,托关系、送礼成风问题。文章说,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此类“腐败亚文化”在一些地方的职能部门中表现尤为突出 福建南安市一市领导因为儿子分班未动用关系,被指责市领导不如一个小股长;江西莲花县一刑满人员曝光服刑人员给狱警“孝敬”,塞钱多的不用被臭骂;河南鹿邑县村民刘先生在给家里其中一个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但给另一个孩子上户口时没送钱,结果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全文如下:说起2月19日的就诊经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机关干部小赵一肚子委屈 上午8点挂上号,候诊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情号”、“关系户”插队,好不容易在下午下班前进了诊疗室,却因为医生有饭局要先走,简单开了个化验单就结束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赵曾带母亲来同一家医院看病,由于托关系找了副院长,一路“畅通无阻”,原本需要一天做完的检查,一个上午全部搞定,医生的认真负责也不在话下……小赵的经历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以至于有人慨叹:“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腐败亚文化”最容易滋生蔓延的领域。记者发现,在医疗领域,除了托关系谋取稀缺的医疗资源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外,手术前给医生送“红包”以求关照等现象亦不鲜见。而在教育领域,“腐败亚文化”的滋长,在一定程度上让尊师重教的传统变了味,也玷污了纯洁的师生关系。北京市海淀区的孙师傅坦言,为了让上中学的女儿得到老师关照,逢年过节、老师生日都会“表示表示”,除了送礼,还择机请老师吃饭甚至旅游。“老师不找你要东西,但不送的话,就怕一些对孩子有利的发展机会,老师不想着你了。”对于潜规则,孙师傅既看不惯,也为之所累,但又不想打破,毕竟老师对他女儿还算不错,而且这种现象“太普遍了”。也有“主动要”的事例。2014年9月,黑龙江省依兰县高级中学一名班主任,就因学生未向任课老师赠送教师节礼物在班上大发雷霆。另据反映,尽管禁令严明,一些地方仍有个别教师利用手头的职权寻租,小到排座位、任用班干部,大到保送生选拔,等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公正。“做个手术得塞个‘红包’给医生;想调个好班级得送条好烟给校长;好不容易迎来改革红利,办个农村医保、社会养老保险,申报个扶贫指标,还得把村干部伺候得吃好喝好……是腐败风气污浊了人性,还是人性本污浊?!”江西省上犹县的肖先生表示不解。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只是一个方面,“腐败亚文化”触角延伸之长、覆盖之广,令人震惊。但仔细一想,却又在“意料”之中,甚至近在身边。在一些地方,考驾照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潜规则。媒体曾这样描述:“从报名到拿本的每个关节,都少不了要奉上一些‘孝敬’。最寻常的情节,是学员中的‘老大’组织大家凑份子钱,送给师傅‘意思意思’。倘若‘意思’不到,接下来发生什么就不难预料了。”不送礼,难办事。据央广网披露,河南省鹿邑县某镇村民刘先生在给二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在给大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没有送钱,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到派出所已经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而在一些不为常人熟悉的领域,“腐败亚文化”也没有止步。江西省莲花县纪委干部李小斌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他从一位刑满释放的亲戚那了解到,在监狱里,谁后台硬,谁有关系,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好待遇。否则,就是冷眼相看。如果对狱警孝敬“不一”,就会有麻烦,比如有时就是一顿臭骂……比已经发生的事例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亚文化”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不良思想的萌动。一位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公务员告诉记者,对于“腐败亚文化”,自己不仅有,而且“深深扎在思想里”。逢年过节,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总想着不送点东西给领导,会有不好的结果。在他看来,身边同事“中毒”更深:“谁谁升副科了、当上领导了,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谈论的内容一般是这个新提拔的同志是哪位大领导的亲戚,或者爹是谁、妈是谁,恨自己不是,却从不谈及新提拔的同志有哪些优点值得学习。”类似于此的心态,甚至已出现在校园里,影响着下一代。一位读者举例说,中学里,某某当上了班长,同学间议论,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是领导嘛;大学里,某某拿了奖学金,大家会说,还不是因为跟辅导员关系好。福建省南安市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坚持原则没有为儿子分班的事找学校开后门,被上高中的儿子指责:“亏你还是个领导,比人家一个股长、一个普通干部还不如……”看清现象,才能认识本质,进而寻求破解之道。祛除“腐败亚文化”,当从看清现象开始。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通知指出,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意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尽好责、抓到位、见实效。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知强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要突出正常教育,区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依托“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主动性,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确定学习方式,为基层留出空间。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工作大局开展学习教育,坚持两手抓,防止“两张皮”。要进一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严肃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严明党建工作责任制,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事创业、开拓进取,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根据方案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党中央。《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全文如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现提出如下方案。一、总体要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要突出正常教育,区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用心用力,抓细抓实,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增强针对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主要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是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抓好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整改,推动党的作风不断好转。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针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安排。要给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开展学习教育留出空间,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主动性,防止大而化之,力戒形式主义。二、学习教育内容1.学党章党规。着眼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引导党员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2.学系列讲话。着眼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导党员深入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区别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确定学习的重点内容。3.做合格党员。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引导党员强化政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十三五”规划开局起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三、主要措施1.围绕专题学习讨论。把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结合起来,明确自学要求,引导党员搞好自学。按照“三会一课”制度,党小组要定期组织党员集中学习;不设党小组的,以党支部为单位集中学习。党支部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议,每次围绕一个专题组织讨论。学习讨论要紧密结合现实,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实际,看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能否自觉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能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通过学习讨论,真正提高认识,找到差距,明确努力方向。2.创新方式讲党课。讲党课一般在党支部范围内进行。党支部要结合专题学习讨论,对党课内容、时间和方式等作出安排。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所在党支部讲党课,到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党支部讲党课。组织党校教师、讲师团成员、先进模范到基层一线党支部讲党课。要鼓励和指导基层党组织书记、普通党员联系实际讲党课。注重运用身边事例、现身说法,强化互动交流、答疑释惑,增强党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七一”前后,党支部要结合开展纪念建党95周年活动,集中安排一次党课。3.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年底前,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支部班子及其成员对照职能职责,进行党性分析,查摆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面向党员和群众广泛征求意见,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措施。组织全体党员对支部班子的工作、作风等进行评议。党小组可参照党支部要求,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4.开展民主评议党员。以党支部为单位召开全体党员会议,组织党员开展民主评议。对照党员标准,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组织评定的程序,对党员进行评议。党员人数较多的党支部,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可分党小组进行。结合民主评议,支部班子成员要与每名党员谈心谈话。党支部综合民主评议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确定评议等次,对优秀党员予以表扬;对有不合格表现的党员,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稳妥慎重给予组织处置。5.立足岗位作贡献。针对不同群体党员实际情况,提出党员发挥作用的具体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在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铭记党员身份,积极为党工作。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组织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农村、社区,重点落实党员设岗定责和承诺践诺制度;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重点落实党员示范岗和党员责任区制度;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重点落实党员挂牌上岗、亮明身份制度;在机关事业单位,促进党员模范履行岗位职责,落实党员到社区报到、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在学校,重点要求党员增强党的意识,自觉爱党护党为党,敬业修德,奉献社会。在纪念建党95周年活动中,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6.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表率。党员领导干部要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走在前面、深学一层,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与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要召开党委(党组)会,专题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以党委(党组)中心组等形式组织集中研讨,深化学习效果。年度民主生活会要以“两学一做”为主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查找存在的问题。四、组织领导“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由中央组织部牵头组织实施,中央纪委机关、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配合做好相关工作。1.层层落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尽好责、抓到位、见实效。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门(系统)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作出部署安排,加强具体指导。县级党委要发挥关键作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保障工作力量,加强督促指导把关。基层党委要对所辖党支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的现场指导,帮助党支部制定学习教育计划,派员参加党支部各项活动。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不仅要管好干部、带好班子,还要管好党员、带好队伍,层层传导压力,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2.强化组织保障。加大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工作力度,配齐配强班子特别是带头人,健全工作制度,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人抓、有人管。开展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摸清“口袋”党员、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员情况,理顺党员组织关系,努力使每名党员都纳入党组织有效管理,参加学习教育。要对基层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组织员等党务骨干普遍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工作方法,明确工作要求。3.注重分类指导。县(市、区)党委和企业、学校等基层党委要根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特点,对学习教育的内容安排、组织方式等提出具体要求。对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可因企制宜、因岗制宜,灵活安排;对党员人数少、党员流动性强的党组织,可依托区域化党员服务中心,利用开放式组织生活等方式,组织党员参加学习教育。对流动党员,流入地、流出地党组织要加强协调配合,按照流入地为主的原则,把流动党员编入一个支部,就近就便参加学习教育。对离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及年老体弱党员,既要体现从严要求,又要考虑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组织他们参加学习教育。4.发挥媒体作用。针对党员多样化学习需求,充分利用共产党员网、手机报、电视栏目、微信易信和远程教育平台等,开发制作形象直观、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及时推送学习内容。引导党员利用网络自主学习、互动交流,扩大学习教育覆盖面。注重运用各类媒体,宣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做法和成效,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28日在京开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作准备。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关于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试行)(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孙怀山,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孙淦,分别就上述议题作了说明。经济委员会主任周伯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贾治邦、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张玉台、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孟学农、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杨崇汇、外事委员会主任潘云鹤、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太华,分别汇报了本委员会2015年度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主持会议。未来五年内全国涉农扶贫款项将继续增加,最终是让中国尚有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然而,来自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却显示,涉农扶贫款正在成为“唐僧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年6000个亿,通过政府创新融资机制,在涉农投入里应该是力度最大的。但与此同时,“有的资金被贪污浪费”。2015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件中,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的贪污受贿人数达6623人,居各领域贪腐人数之首。为防止涉农扶贫款的跑冒滴漏,甘肃的做法引起关注。从2014年开始,甘肃省检察机关组织2万余名检察联络员“驻守”基层,盯住项目资金从涉农部门“流出”后的每一步动向。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扶贫办在甘肃召开会议,决定启动为期5年的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和预防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行为。甘肃定西市的一位检察官表示:“要防止扶贫中的贪腐,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公开。”而甘肃信息公开的做法也将成为今后扶贫领域惩治预防犯罪的参考样本。【案情】涉农职务犯罪曾一度高发记者获悉,从全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来看,与扶贫开发相关的职务犯罪涉及政策落实、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呈现出“蝇贪”、“蚁贪”问题突出、窝案串案突出等问题。与其他领域相比,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村“两委”人员利用财经制度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到位、扶贫信息不对称等漏洞,通过截留克扣、虚报冒领等方式逃避监管。在甘肃,近年来中央和省一级投入在惠农扶贫领域的资金每年平均400亿左右。与此同时,涉农职务犯罪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8年到2012年,甘肃共查处涉农职务犯罪1772人,占全省立案总人数的37.9%,尤其是2013年,被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人数占到总人数的44.6%。在某些地方,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7%。2014年,甘肃省检察院对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结果显示,扶贫资金之所以被贪污挪用,与缺乏第三方监督密不可分。【监督】检察官每月下村核对拨款魏星月是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两年前开始,她每月至少要去康家庄村走一趟。这个村子,她“承包”了。进村后,她先去看看近期要发给困难群众的补贴有没有到位,然后带着镇上的明细表,跟村里的表核对一番,比对两张表里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是否一致。按规定,每笔扶贫款发给了谁、哪家多少都要公示,因此魏星月还会到个别农户家去询问,他们对发放情况是否满意。自2014年起,除办案之外,甘肃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都多了一项工作任务。在统计清楚全省各类涉农扶贫政策和款项后,按省检察院规定,直接向县直涉农资金管理部门、乡镇街道和村级组织派出检察机构,同时各确定1名检察警官专门联系协调工作。这些检察干警负责监督县区各涉农部门向乡镇公开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入驻乡镇的检察官们监督乡镇政府向各村分配的情况;最后再由“承包”村的检察官核对到村款项是否减少,监督这些信息向农户公开。以定西为例,这个位于甘肃中部、以盛产马铃薯著称的城市共有119个乡镇和1185个村,为保证扶贫款项不被层层扣留,检察院把全市300多名检察干警派驻到每个涉农部门、乡镇和村中。检察官无法全覆盖,检察院还在乡镇聘请纪检干部、司法人员,在村一级聘请大学生村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作为检察联络员,协助开展监督工作。在魏星月不下村的日子里,康家庄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魏仪便作为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他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和所有政策、资金发放情况一同被公示在康家庄村村委会的告示栏上。在甘肃,像魏仪这样的检察联络员已有23252人。【公开】惠农政策上墙致上访量锐减46岁的宋宗勇现在习惯每个月都到村委会大院去转一圈儿。他从宣传栏上可以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惠农政策,以及发到手的低保是不是这个数。宋宗勇家里共6口人,上有两位85岁的老人、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个月在砖场打工挣的2000元让他入不敷出。按照相关政策和评级,宋宗勇家每人每个月可拿到58元的低保。去年6月,一场大雨把他家的墙冲倒了。他拨通驻室检察员魏星月的电话,结合自然灾害评定等级,宋宗勇拿到了500元的补偿款。这500元钱,还是村里社员评定出等级的。康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川向新京报记者介绍,2015年该村的涉农资金共220万元、33项。每项资金到了村里,村委会先开党支部会议,再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讨论最近哪家比较困难需要救济,也会说明为啥你家发了200,他家发了400。”最终确定下来的资金发放情况会在村委会墙上至少公示15天,同时村里还要将内容报送村检察联络室。所有信息都痛痛快快地上了墙吗?“原来我们也有公示,但是不准确也不及时,有时怕老百姓上访,公示两三天就撤下来。以前总有老百姓骂我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发的,总觉得别人发的比自家多,总觉得村干部动了手脚”,做了多年村支书的李新川称,一开始让所有信息都上墙也有顾虑,但大形势如此,再加上检察院的监督,“我们也被倒逼着这样做了。”公开带来的变化在上访量中反映出来。2013年康家庄村总共28件上访案件,2014年共16件,上访内容几乎全是补贴、低保的问题。到2015年,该村上访量减少到3件,全都是因为邻里纠纷。【不足】人员机构不固定下村难保障据介绍,在甘肃,每个地区与涉农相关的部门都在15个左右,小县城也有12到13个,此外发改委、财政方面也有不少涉农项目和资金。要把这些部门的涉农项目和资金数据全部拿过来监督并非易事。定西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炜说:“一开始向涉农部门要数据他们很敏感,有时调不到,因为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对方部门在接待检察官时总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被调查。”甘肃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张泽武也承认,信息公开这件事光检察院一家做不起来。为此,省检察院先给省委写了一份过去5年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争取支持,并最先联络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后来在全省召开动员工作大会时有15个涉农部门参加,最终慢慢扩大到省直机关22家单位。王炜表示,公开信息可减少上访情况,也让资金少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不希望在这方面出事。采访过程中,多位检察官也透露,目前检察院开展的这一监督工作尚存不足,人员和机构都不固定。“和基层法庭、派出所不同,检察院在基层并没有自己的派驻机构。”魏星月所在的区检察院公诉科一年要办理200多起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分到8个检察官身上,加之有些案件案情复杂,“平时时间很紧张,只能自己协调办案和进村巡回监督工作。”“希望今后还是将工作制度化、法治化,这样阵地才能稳定”,一位检察官这样认为。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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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今天是二二八。每年到了今天,国民党总是备受责难。”台湾《联合报》28日的评论感慨,过去7年多来,“总统”马英九每年在“二二八”纪念会上都会遭到各式各样的羞辱。无论马英九和国民党表现出何种谦卑、认错的态度,深绿人士就是紧紧抓着仇恨不放,让每年的“二二八”不但没有办法化解历史的仇恨,反而让社会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几至无解。“中央社”28日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凌晨遭人纵火,纵火者还在现场散发多张写着“杀人政党、不应该存在”等传单。据报道,纵火者骑乘一辆摩托车,向中央党部丢掷了4枚汽油弹。现场散发的传单署名自称“实践正义人士”。28日,岛内多地蒋介石铜像遭到污损和丑化。《联合报》称,宜兰公园蒋介石铜像遭人喷漆,连带孙中山铜像也被波及。东森新闻称,去年曾在南投向蒋介石铜像涂漆的石育民,28日再度在南投市中兴会堂前,给蒋介石铜像盖上一块白布,看起来就像“披麻戴孝”。这股丑化污损蒋介石塑像的浪潮几天前就已经开始。2月24日,台北“中正纪念堂”展览室遭到数名“自由台湾党”人闯入,他们在里面到处喷漆,声称是为了纪念“二二八”不幸罹难的人。2月26日,台湾政治大学校内布告栏上贴出海报,控诉蒋介石“在台湾屠杀多少台湾人”,这些海报随后被校内“教官”撕下,双方展开争执。当警队赶来排解纠纷时,却被质疑“政大是宣告戒严了吗?党国时期军人介入校园的幽魂复辟了吗?”政大图书馆内的蒋介石铜像当天也被贴满“二二八”受难者的名单,随后被校方去除。对于一系列发生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后的暴力事件,国民党28日发表声明称,多年来国民党与马英九做了众多努力来消弭历史伤痛,积极推动族群和解。声明担忧这种暴力行动将为台湾族群融合带来仇恨与对立。国民党主席参选人洪秀柱28日称,“我们要抚平伤口唯恐不及,怎能在伤口上撒盐”。岛内各派政治人物28日纷纷出席“二二八”纪念活动。马英九当天表示,“二二八事件”持续影响台湾社会数十年。对整个事件的处理,今天已经有很多进步。他说,疗伤止痛不只是赔偿遇难者和放假,还应促进族群之间的和谐。民进党等绿营对此却不依不饶。台湾“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28日在脸谱网站上留言称,“罪人可以怜悯、宽恕,但罪行一定要严加惩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天参加一个教会举行的“二二八”追思活动。《联合报》称,牧师不断提及“台湾被称作中华民国,对台湾人是混乱”。蔡英文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反应,低头聆听。【编者按】2月28日,中纪委机关报刊文《“腐败亚文化”就在身边》,报道一些地方群众办事难,托关系、送礼成风问题。文章说,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此类“腐败亚文化”在一些地方的职能部门中表现尤为突出 福建南安市一市领导因为儿子分班未动用关系,被指责市领导不如一个小股长;江西莲花县一刑满人员曝光服刑人员给狱警“孝敬”,塞钱多的不用被臭骂;河南鹿邑县村民刘先生在给家里其中一个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但给另一个孩子上户口时没送钱,结果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全文如下:说起2月19日的就诊经历,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机关干部小赵一肚子委屈 上午8点挂上号,候诊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情号”、“关系户”插队,好不容易在下午下班前进了诊疗室,却因为医生有饭局要先走,简单开了个化验单就结束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赵曾带母亲来同一家医院看病,由于托关系找了副院长,一路“畅通无阻”,原本需要一天做完的检查,一个上午全部搞定,医生的认真负责也不在话下……小赵的经历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在“腐败亚文化”流毒的影响下,似乎求医、求学、求职都得“求人”,办企业、上项目、买房子都需要“找关系”,以至于有人慨叹:“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诸如此类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腐败亚文化”最容易滋生蔓延的领域。记者发现,在医疗领域,除了托关系谋取稀缺的医疗资源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外,手术前给医生送“红包”以求关照等现象亦不鲜见。而在教育领域,“腐败亚文化”的滋长,在一定程度上让尊师重教的传统变了味,也玷污了纯洁的师生关系。北京市海淀区的孙师傅坦言,为了让上中学的女儿得到老师关照,逢年过节、老师生日都会“表示表示”,除了送礼,还择机请老师吃饭甚至旅游。“老师不找你要东西,但不送的话,就怕一些对孩子有利的发展机会,老师不想着你了。”对于潜规则,孙师傅既看不惯,也为之所累,但又不想打破,毕竟老师对他女儿还算不错,而且这种现象“太普遍了”。也有“主动要”的事例。2014年9月,黑龙江省依兰县高级中学一名班主任,就因学生未向任课老师赠送教师节礼物在班上大发雷霆。另据反映,尽管禁令严明,一些地方仍有个别教师利用手头的职权寻租,小到排座位、任用班干部,大到保送生选拔,等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公正。“做个手术得塞个‘红包’给医生;想调个好班级得送条好烟给校长;好不容易迎来改革红利,办个农村医保、社会养老保险,申报个扶贫指标,还得把村干部伺候得吃好喝好……是腐败风气污浊了人性,还是人性本污浊?!”江西省上犹县的肖先生表示不解。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只是一个方面,“腐败亚文化”触角延伸之长、覆盖之广,令人震惊。但仔细一想,却又在“意料”之中,甚至近在身边。在一些地方,考驾照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潜规则。媒体曾这样描述:“从报名到拿本的每个关节,都少不了要奉上一些‘孝敬’。最寻常的情节,是学员中的‘老大’组织大家凑份子钱,送给师傅‘意思意思’。倘若‘意思’不到,接下来发生什么就不难预料了。”不送礼,难办事。据央广网披露,河南省鹿邑县某镇村民刘先生在给二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给户籍民警送了两百元钱,不到两天就办好了。在给大女儿的孩子办户口时没有送钱,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春节,到派出所已经问了五六趟,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审批中”。而在一些不为常人熟悉的领域,“腐败亚文化”也没有止步。江西省莲花县纪委干部李小斌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他从一位刑满释放的亲戚那了解到,在监狱里,谁后台硬,谁有关系,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好待遇。否则,就是冷眼相看。如果对狱警孝敬“不一”,就会有麻烦,比如有时就是一顿臭骂……比已经发生的事例更值得警惕的是“腐败亚文化”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不良思想的萌动。一位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公务员告诉记者,对于“腐败亚文化”,自己不仅有,而且“深深扎在思想里”。逢年过节,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总想着不送点东西给领导,会有不好的结果。在他看来,身边同事“中毒”更深:“谁谁升副科了、当上领导了,都会成为大家的谈资。谈论的内容一般是这个新提拔的同志是哪位大领导的亲戚,或者爹是谁、妈是谁,恨自己不是,却从不谈及新提拔的同志有哪些优点值得学习。”类似于此的心态,甚至已出现在校园里,影响着下一代。一位读者举例说,中学里,某某当上了班长,同学间议论,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是领导嘛;大学里,某某拿了奖学金,大家会说,还不是因为跟辅导员关系好。福建省南安市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坚持原则没有为儿子分班的事找学校开后门,被上高中的儿子指责:“亏你还是个领导,比人家一个股长、一个普通干部还不如……”看清现象,才能认识本质,进而寻求破解之道。祛除“腐败亚文化”,当从看清现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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