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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星

2018-04-24 09: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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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专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重申,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这很自然让人联想到周强院长在今年两会面对2859名人民代表庄严承诺:“坚持以人民呼声为第一信号,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承诺庄严,饱含深情;决断豪迈,源自担当。党和人民的重托是打赢执行难硬仗的力量源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证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的呼声是第一信号,人民法院向执行难宣战,回应的是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呼唤,满足的是人民群众迫切的司法需求,践行的是法治中国的伟大征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为此,人民法院义无反顾,勇于担当。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拥护是打赢执行难硬仗的信心所在。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二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初步形成,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广泛共识已基本形成。最高法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监会、国家工商总局、铁路、民航等40多个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提出55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担任重要职务、高消费等五个方面进行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义务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提升。可以说,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成为打赢执行难硬仗的力量之源、行动之基。法院信息化建设是打赢执行难硬仗的攻城利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支撑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执行领域被广泛应用,成效斐然。截止今年2月,人民法院已连通2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全国范围以及各种财产形式的执行查控体系已经建立;人民法院“天平工程”实现了3512个法院专网全连通、数据全覆盖;人民法院三大信息公开平台之一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公布被执行人信息3560万条,“阳光法院”、“智慧法院”的风采在执行领域得到充分的展现,攻克执行难的步伐已踏上信息化的高速列车。执行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为打赢执行难硬仗提供了机制保障。执行指挥系统充分发挥上传下达、实时监控、异地调度、快速反应的功能,形成执行实施工作全国一盘棋的格局;立、审、执信息对接,形成了解决执行难的内部合力;执行体制改革推动执行模式等领域的效率提升,为破解执行难注入新鲜的活力。河北、浙江、广西等地法院积极开展审执分离改革试点,湖南、内蒙古、辽宁、江西等16个省市法院建立异地执行协作机制。在截至今年2月,各级法院采取信用惩戒措施467万人次,将338.5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公开曝光,35.9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对1.4万人决定司法拘留,对1145人给予刑事处罚。“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的宣言掷地有声,向执行难全面宣战体现的是人民法院的勇气与担当。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下,在风起云涌的法院信息化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人民法院栉风沐雨,风雨兼程,一定能在不久后的将来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打赢执行难硬仗”的出色答卷!,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冬去春来,万象更新。习近平主席即将应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这是中国国家主席连续第四次出席核安全峰会。同其他全球治理热点领域一样,国际核安全治理的有效提升与中国的积极贡献紧密相关。“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就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核能事业发展不停步,加强核安全的努力就不能停止。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我们在核安全领域多作一份努力,恐怖主义就少一次可乘之机。为实现持久核安全,中国愿意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2014年,荷兰海牙,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核安全峰会上掷地有声的发言仍在耳边回荡,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积极倡导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重视保障核安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念。同时,中国以实际行动对核安全观加以诠释,充分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始终把核安全放在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首要位置。发展核能事业50多年来,中国秉持精益求精的理念,致力于提高核安全技术水平,全面采取核安全保障举措,保持了良好的核安全记录。同时,中国努力探索加强核安全的有效途径,已经将核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和国家法律框架,在《国家安全法》中明确了对核安全的战略定位。中国忠实履行核安全领域的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中国迄今加入了400多项多边条约,加入了所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绝大多数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早在1984年就加入了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核心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及核供应集团成员。中国批准了核安全领域所有国际法律文书,一贯严格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中国积极推动涉核热点问题的解决。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建设性参与了全面协议谈判全过程,为全面协议的达成和执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卫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议,冲击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国对此亮出了鲜明态度,坚定不移推动半岛无核化,坚持不懈通过对话谈判为解决朝核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努力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同核安全峰会东道国 美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核安全合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增添了新亮点。今年2月,中美成功举行了首次年度核安全对话。中美合作建设的核安全示范中心提前一年竣工,今年3月已在北京投入运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中美协助加纳改造高浓铀研究堆项目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本届华盛顿峰会以“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为主题,是2010年启动的核安全峰会进程的收官之作。峰会进程有终点,但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核安全的努力没有终点。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分享核安全领域的中国理念和经验,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维护核安全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一个缩影。在关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从不缺席,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安全公共产品,充分展示了中国以合作促和平的大国担当。,图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外景。 付美斌 摄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今听证中新网海口3月30日电 (记者 付美斌)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30日上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南省高院)举行听证。陈满和代理律师王万琼出庭表达诉求。当日上午9时许,陈满与代理律师王万琼一同走进海南省高院。在海南省高院大门外,陈满告诉记者,近两个月呼吸自由的空气,感觉非常好。他说,海口是他伤心之地,但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得不来。陈满认为律师提出的国家赔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对一个受冤假错案的人,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陈满如是说。陈满代理律师王万琼表示,海南省高院举行听证会很积极,也很快,“我希望今天他(陈满)能够亲自来表达他的诉求。”1992年12月25日夜,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发生一起杀人放火案,1992年12月27日,曾在此租住过的陈满被当地警方锁定为凶手被限制人身自由,1992年12月28日被收容审查,1993年9月25日被逮捕。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1994)海中刑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判定陈满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4月15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9)琼刑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因被错误追诉,陈满及其家人不断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琼刑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书定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原审被告人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于2015年2月10日,以高检刑申抗(2015)1号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判处。201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进行再审。2015年12月2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公开开庭作出(2015)浙刑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宣判陈满无罪并当庭释放。从1992年12月27日到2016年2月1日,陈满失去自由23年,累计达8437天。3月14日,律师王万琼代表陈满向海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海南省高院决定予以受理。3月22日,海南省高院决定,3月30日对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进行听证,并于同日向陈满及代理律师发出书面通知。陈满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包括两部分,一是要求海南高院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网等10余家媒体向陈满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二是要求海南高院作出经济赔偿共计人民币9661332.92元,其中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元,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申冤费用100万元。据智联招聘昨日发布的《2015大学生就业力诊断报告》显示,面对一线城市“厮杀”惨烈的市场行情,六成大学毕业生首选二线城市就业,这些城市相比一线城市没有那么高的生活成本,收入也略高于三四线城市。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发展迅速的中小企业和新兴行业已成为毕业生们求职的新宠,选择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们并不看重“工作稳定”,而更看重职业发展机会。报告显示,毕业生最看重的前三项指标为“晋升机会”“同事关系”“培训机会”,最不看重的是“他人认可”“管理他人”和“工作稳定”。不难看出,毕业生更多关注自身发展与和谐关系,对于“铁饭碗”并不十分看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生就业能力方面,“海归”通用能力强于“本土制造”。这四项通用能力包括,数学运用,言语理解,逻辑推理和资料分析,这四方面能力是开展实际工作的基础能力,会影响一个人处理数字,文字等信息的敏捷度和准确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综合实力的体现。数据显示,国内院校毕业生在这四方面的分数约为57分,而海归毕业生在这四方面的分数约为70分。 此外,海归毕业生的“创新力”和“情绪力”也颇为突出,报告认为,国内高校应加强对学生“软实力”、“情商”等方面的教育培养。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该报告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普遍存在盲点,大学毕业生对职业的期望略显不现实、不成熟等。数据显示,超过七成大学毕业生选择的就业期望岗位并不匹配他们的行为特征和能力特点,四成以上的毕业生对于关乎工作和生活实际的问题没有明确的选择倾向。“大学生对自身定位不清晰、对职业期许不现实以及人才供求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大学生就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智联招聘CEO郭盛说。(中国青年网)。
图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外景。 3月30日上午,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在海南高院进行听证,陈满向海南高院申请国家赔偿金共966万余元,并就具体的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等进行了阐述。 此前的3月14日,王万琼代表陈满向海南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海南高院决定予以受理。3月22日,海南高院决定,3月30日对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进行听证,并于同日向陈满及代理律师发出书面通知。 据王万琼介绍,当天包括海南高院赔偿委员会主任在内的5名委员参加了30日的听证。此外,还有一名案件承办法官和书记员出席。海南人大和政协海南省委员会,也派员旁听了当天的听证。 听证开始前,陈满在海南高院外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近两个月呼吸自由的空气,感觉非常好。他说,海口是他伤心之地,但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得不来。陈满认为律师提出的国家赔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作为一个受冤假错案的人,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 此前,王万琼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陈满1992年12月27日晚被抓,至今年2月1日洗冤,失去自由约23年,共计8437天,是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不过,在当天的听证过程中,海南高院认为陈满被关押天数为8436天。王万琼说:“法院算的比我们少一天,因为法院是按照公安机关出具的刑拘通知书上的日期计算,但实际上陈满在前一天的晚上就被抓了。” 针对陈满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海南高院在央视、《人民日报》、《东方早报》等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申请,王万琼介绍,法官认为陈满无罪获释后,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海南高院副院长也曾代表法院向陈满鞠躬道歉,“他们还打了一个单子出来,说有21家媒体刊发过报道,因此他们认为已经消除了影响。不过,陈满认为口头道歉并不能代替书面道歉,只是在发布道歉的媒体数量上可以商讨。” 此外,陈满还要求海南高院赔偿人民币9661332.92元。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元;申请人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23年的申冤费用支出100万元。 据王万琼介绍,分歧比较大的是误工费等,“法官不认为应当支付误工费,他们认为造成人身伤害,影响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才赔偿误工费。我们认为把人羁押起来,就丧失了劳动的机会,应当赔偿。”另外,“关于申冤费用,他们明确说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但这是确实发生的,希望他们考虑实际情况。” 陈满的国家赔偿申请书指出,他在被剥夺人身自由时,就已经开办了一家装修公司并初具起色,其工资水平远远超过普通职工。以2015年最高法公布的职工日均平均工资为基数,申请人的误工费按照普通职工年均工资的2倍计算。 此外,陈满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期劳作,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等疾病,需要后续长期治疗,所以赔偿申请人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承担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 2月1日,海南省海口市,陈满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出美兰监狱。 东方IC 资料 【陈满案时间表】 1992年12月25日,海南海口市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陈满被锁定为凶手。案发两天后,陈满被警方抓走。 1994年11月9日,海口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数罪并罚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9年4月15日,海南高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陈满坚称蒙冤,与其家人持续申诉。 2001年11月8日,海南高院经复查驳回陈家的申诉。 2013年4月9日,海南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满案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 2015年2月10日,最高检以海南高院对陈满案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最高法提出抗诉。 2015年4月27日,最高法指令浙江高院异地再审。 2016年2月1日,浙江高院依法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 2016年3月14日,律师王万琼代表陈满向海南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博彩电子游戏群我国互联网安全人才缺口大令人忧3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会上,“互联网+”成了热议的话题。自去年国务院出台《“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以来,“互联网+”已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成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推手。然而,要想“互联网+”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必须高度关注网络安全,打造互联网长城,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加强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当前,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巨大,大到了令人忧心的地步。据悉,我国网络安全人才本科硕士博士加在一起不过8000人,而全国的网民则有7亿多人。那么,我国究竟应该培养多少网络安全人才才适应网络发展和安全需要?新加坡网民不到500万人,却对外声称网络安全人才缺口高达8万。退一步来说,我国网络安全人才比例即使只达到新加坡的一半,那么,也至少需要五六百万。在新国家安全观中,经济安全是基础,军事安全是保障,两者不可或缺。网络安全人才是保障“互联网+”经济安全的基础,这个基础必须夯实筑牢。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3月18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站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网站总量已超过420万个。网站安全报告则显示:我国40%多的网站存在漏洞,13%的网站存在高危漏洞。由此可见,网络安全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而这一问题必须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美国早在2005年就在50多所高等院校成立网络安全保障教育和学术中心,以提高各大学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能力。英国于2011年发布《网络安全战略》,其中要求“现有的各级立法和教育工作应将网络安全纳入其主流活动中”。而我国,网络安全专业教育起步较晚,2015年才将网络安全设为一级学科。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信息对抗、保密管理3个专业在全国各高校布点仅121个,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等与网络人才培养相关的专业布点也只有4800余个,无法在短期内满足国家“互联网+”发展对网络安全人才的需求。由此,要根据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在政策、资金、人力、物力上加大对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支持,鼓励各高校在思路理念、培养模式、同企业的合作等方面探索出新路径,以快速壮大我国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更是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因为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网络空间的较量将更加激烈,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的网络安全队伍是我们打赢未来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是一个时不待我,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国防报 石纯民)张力夫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张力夫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公款宴请;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默许亲属利用其本人职权谋取私利;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规干预有关单位纪律审查工作。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力夫开除党籍处分,按照副科级确定退休待遇。简历1969.03 1980.10,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东方县国营尧文农场工人、小学教师、政治处教员、宣传干事、工会干事1980.10 1981.11,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东方县八所镇建设委员会政工员1981.11 1984.08,广东省委党校理论师资本科班学习1984.08 1985.09,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1985.09 1987.07,中央党校理论部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87.07 1988.06,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1988.06 1993.02,海南省委党校通什教学点领导小组成员、领导科学教研室副主任(其间:1991.06-1992.06,在儋县县委挂职锻炼任副书记)1993.02 1994.03,海南省儋州市委副书记1994.03 1995.01,海南省儋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95.01 1998.03,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1998.03 1998.08,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08 1999.01,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委书记1999.01 1999.12,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副厅级)1999.12 2001.05,海南省儋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1.05 2002.11,海南省儋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正厅级)2002.11 2003.02,待安排工作(2002.03-2003.01,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2003.02 2003.10,海南省农垦总局(总公司)局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03.10 2008.01,海南省农垦总局(总公司)党委书记2008.01 2010.08,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垦总局(总公司)党委书记2010.08 2011.02,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2011.02 2011.07,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2011.07 2016.01,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四届、五届海南省委委员
中新网3月30日电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提到希望在“5 20”之前大陆方面可以再给多一点善意。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今天在发布会上回应,大陆方面的善意已经讲的很清楚,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善意。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以及如何来认定两岸关系的性质,这是是否有善意的试金石和标准。有记者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提到希望在“5 20”之前大陆方面可以再给多一点善意。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有何评论?安峰山表示,国台办张志军主任日前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态度。张志军主任表示,大陆方面的善意已经讲的很清楚,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善意。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以及如何来认定两岸关系的性质,这是是否有善意的试金石和标准。讲清楚两岸关系的性质,两岸关系的未来才能看得清楚。
本报沈阳3月29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王晨)近期,关于高锰钢烧水壶会析出锰,让人变傻、变痴呆、致癌的说法在朋友圈里被广泛传播,甚至掀起了一波“换水壶”潮。高锰钢电水壶真的会危害人体健康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冶金专家、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表示:“大家对高锰钢电水壶有害健康的担忧,主要表现为对锰中毒的误解。锰中毒主要发生在通过呼吸系统摄入过量锰的氧化物。用高锰钢电水壶烧水时,无含锰的氧化物发出,并且通过煮水析出的锰含量非常微小,还不如食品和自来水等物品中的含量高,因此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情况。” 据王国栋介绍,为了防止腐蚀,一般电水壶所用的材料应为不锈钢。最常用的不锈钢是奥氏体不锈钢,即常说的300系列不锈钢,304就是最常用的奥氏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能,色泽光亮如玉,用途极为广泛。由于镍是有利于形成奥氏体的元素,所以奥氏体不锈钢中主要提供耐腐蚀性能的元素是镍,另外还添加一定量的铬。 关于锰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王国栋表示,适量的锰对人体有益,但是过量摄入锰对人体有害,有害的情况主要发生在通过呼吸系统摄入过量的锰的氧化物。这种氧化物吸入人体后,急性期损害人的呼吸系统;长期摄入,会损害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消化系统摄入锰的数量很少,而且只要不超量,并无害处。摄入过量,会造成锰中毒。长期吸入含有锰的氧化物的矿物粉尘和气体,会发生锰中毒。例如,电焊时产生的烟雾,含有锰的氧化物,不能长期吸入,应戴口罩加以防护。但是,用符合标准要求的200系不锈钢烧开水,无含锰的氧化物气体发出,对人体没有害处。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制图:潘旭涛反腐,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引人瞩目的从严治党举动之一,成绩斐然。年初,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在海内外观察者看来,这意味着2016年中国反腐将强势推向基层。而在“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这样的举动既面对现实,又具有深远意义。“蝇贪”猛如虎,反腐无死角“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梁学爱利用职务便利收取钱款问题”,“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安全办干部刘春宝违规向企业收取费用问题”,“江苏省丹阳市埤城镇原党委书记吴国庆、镇长陈建军等人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问题”……3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今年2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99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指名道姓,铁面无情。像这样的通报,如今已经成为中纪委官网每月必有的惯例。这些瞄准群众身边腐败的案例,挂在网站的首页显著区域。而在全国各地,瞄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各级纪委工作的重点。在广西,自从去年9月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启动以来,不断取得进展。截至今年2月底,全区共初核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49件,立案417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495人,诫勉谈话、组织处理874人,移送司法机关282人。一批“苍蝇”“蛀虫”受到严肃惩处,赢得了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在贵州,围绕脱贫攻坚硬仗,对农危改补助资金管理使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了集中查处整治。目前,该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90件,党纪政纪处分1095人,移送司法机关60人,涉案金额2560.84万元。在四川,省纪委宣布今年将重拳整治十大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而据统计,2015年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土地征收、拆迁安置、扶贫低保等领域的案件13106件,处分13651人。在陕西,2015年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3711件,党纪政纪处分4082人,移交司法213人,2320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受到查处。其中,该省乡镇纪委查处问题3060起,比上年增加151.2%。“其实基层官员占的比重最大,是跟老百姓接触最多的群体,针对这个群体的反腐是最能让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将基层官员比作“金字塔的基础”。让世人瞩目的“打虎”与不那么容易“上头条”的“拍蝇”,在专家看来,实际上二者本质上没有差异,甚至后者的震撼力更大。杨伟东分析说,无论“老虎”还是“苍蝇”,本质上都是权力的异化,都是部分人在借助公权力谋取私利,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办事是否方便、自身是否受损害,并不随着涉事官员的级别和贪腐金额而改变。比如,对一个拿低保的群众来说,一个科员就能对其生活造成重创,所以贪腐的破坏性不能用级别和金额简单衡量。事关获得感,节点很关键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有430多万个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绝大部分在基层,这样的现状要求执政者必须把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如今我们可以把反腐推向基层的前提是,过去三年多时间里“打老虎”成绩显著,而且常态化、规范化的反腐趋势已经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基层反腐事关老百姓的“获得感”。蝇贪’成群,其害如‘虎’。”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认为,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民众也不会满意。此前,他援引数据表示,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山西省的乡镇纪委查处党员干部零立案的占乡镇总数的20%,也就是说,有1/5的乡镇在两年多时间里一个案件也没查。“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省市县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办案件工作力度逐级递减。”而贵州省纪委监察厅则在最近召开全省民生监督工作会,围绕“大扶贫”战略部署今年的民生监督工作,并启动新一轮民生项目专项检查。今年,贵州省将对信贷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以及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补贴资金、农村低保兜底项目资金等开展专项监察。除此之外,“苍蝇”式的腐败还损害着群众对政府的感情。在竹立家看来,“苍蝇”式的腐败不能算微腐败,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来说,苍蝇是大于老虎的。他认为,基层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如果作风不端,违反“四风”甚至贪污腐败,对老百姓的感情伤害非常大。杨伟东也认为,尽管对于群众来说,“打虎”彰显着中国反腐的决心,而能否清理掉身边的腐败,涉及到我们的反腐能否取信于民。“让老百姓信赖,既要让他们亲眼见证效果,更要让他们受益。”事实上,“苍蝇”并不意味着贪腐金额小。此前,“小官巨腐”的现象屡次出现。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被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而原深圳龙岗南联村官周伟思则被控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三项罪名,涉案总金额超过5000万元;北京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原村主任常勇,则在村土地上违法建设“桃源居”别墅群,诈骗购房款1100余万元。为何要在2016年这个时间节点,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基层?在竹立家看来,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的起步之年,这些都意味着要通过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推动小康社会建设、改善民生等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任由‘苍蝇扑面’的状况继续下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他说。找准着力点,打好持久战尽管十八大以来,基层反腐一直在开展,成绩也让人瞩目,但是随着反腐向基层深入,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全国各地正在通过立规矩、建队伍,把基层反腐做实做透。在新疆,3月18日,自治区党委巡视巡察工作座谈会召开,宣布了《地州市、县市区巡察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巡察工作,推动巡视工作向基层延伸。在广西,针对基层反腐工作开展不平衡,一些部门履职不够积极,有的领导干部有畏难情绪、不敢担当、消极应付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记于春生对8个市纪委书记及29个县(市、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集体谈话。此举效果显著,例如,北海市纪检监察机关今年1至2月共立案17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297.73%;百色市提出要求后,一个月内,全市共有448人主动向市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共上缴违纪款556.37万元。对于基层反腐中的一些问题,各地也在探索如何破除。例如,农村基层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而许多地区的乡镇纪委书记年终考核需要乡镇、村干部打分,如果严格执纪问责,可能会得罪人。针对这个情况,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实行乡镇纪委书记、专职副书记单列考核,解决“铁面包公”的后顾之忧。而陕西西安市纪委则表示,将建立专门台账,建立常态化的督查评价机制,完善纪律审查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特别对查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力的单位要实行“一票否决”。如何开展规模庞大的基层反腐,抓手很关键。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侯长安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需要把握住一些着力点。这包括:层层传导责任压力,推动主体责任在基层生根;深入开展纪律教育,推动党规党纪在基层执行;坚决维护群众利益,推动正风反腐在基层深化;从严监管基层党员,推动严管严治的要求在基层落实;建强基层纪检干部队伍,推动监督执纪工作在基层加强等。“最根本、最有效的基层反腐方式,就是要依靠法治。”在竹立家看来,之前声势浩大的“打老虎”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那就是一定要依法反腐,并不断去摸索基层的反腐规律和方法。“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把纪律挺在前面。”事实上,基层反腐的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杨伟东分析说,为什么过去基层会有一些官员能卷走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因为一些制度存在漏洞,改革尚未完善。“改革本身就是要消除旧制度中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要消除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逐步消灭权力运行当中的真空和漏洞。”在专家们看来,2016年甚至2017年,基层反腐都会是重点。再往远看,反腐不是一两年、几项措施就能完成的,需要打持久战,久久为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杨伟东看来,基层反腐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和厚度。他认为,与“看得见”的力度相比,深度和厚度更为重要。我们的反腐不只是要处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从内在改变。反腐的举措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完善运行的机制,让权力真正为基层群众服务,让百姓和官员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人民日报海外版 刘少华)老总),与“时间就是金钱”比肩的“长沙速度”就此叫响。今年3月9日,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主持召开依法支持龙煤集团清理收缴欠款协调会议。他强调,龙煤集团和相关部门要克服畏难情绪、侥幸思想和消极心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毫不含糊、毫不退缩,一鼓作气、一追到底,依法清收欠款,助力企业改革。林铎曾经的京官 在哈尔滨工作了4年据《甘肃日报》3月28日报道,日前,中央决定,林铎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刘伟平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提供的信息显示,林铎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哈尔滨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在哈尔滨市长、市委书记职位上工作了4年,此次履新前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另据《甘肃日报》3月29日报道,2016年3月28日,甘肃省委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三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林铎、冯健身、欧阳坚、泽巴足、咸辉、张晓兰、王玺玉、梁言顺、罗笑虎、梁明远、路志强及省政府秘书长张生桢出席会议。法制晚报记者观察到,这是辽宁省纪委原书记林铎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后首次公开亮相。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此次履新甘肃之后,林铎3月28日以“甘肃省领导”身份出席上述会议时,排名已位于现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冯健身之前。刘国中地道黑龙江人 曾任省委常委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四川组工网发布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刘国中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刘国中不再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法制晚报记者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获悉,刘国中1962年7月出生,黑龙江望奎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刘国中1982年开始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工作,1990年到黑龙江省经委综合规划处工作,后来进入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历任副处长、处长,政府研究室主任,鹤岗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秘书长,副省长等职务。杨东奇从黑龙江回山东老家任职据财新网报道,黑龙江省委原常委、原政法委书记杨东奇回乡出任山东省委常委后,已明确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接班已赴任民政部党组成员的高晓兵。据山东新闻联播报道,3月10日至11日,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东奇到临沂市调研。这是杨东奇首次以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今年3月1日,山东新闻联播报道,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杨东奇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高晓兵(女)不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同日,民政部官网更新显示,高晓兵出任该部党组成员,排名在中央纪委驻该部纪检组长曲淑辉及副部长邹铭之间。杨东奇今年54岁(1962年9月生),山东蓬莱人,管理学博士,教授。他在高校学习、任职20年,曾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副社长、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等。2001年初,39岁的杨东奇踏入仕途,转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4年转任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2005年底重返省委任副秘书长;2011年8月任省委秘书长(前任刘国中转任黑龙江常务副省长),次年4月升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干部,时年50岁;2014年1月转任省委政法委书记至今(前任郝会龙转任黑龙江常务副省长)。杨东奇最后一次以黑龙江省委常委的身份亮相公开报道,是2月25日上午出席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3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冀文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0万元。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冀文林曾担任过周永康的专职秘书,是周永康“秘书帮”的重要成员,也是继郭永祥获刑之后,“秘书帮”第二位宣判获刑的官员。公开资料显示,周永康落马前后,其不同阶段的6名秘书中5名已落马1人“失联”。周永康曾经的秘书、副省级高官冀文林获刑12年冀文林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下半年至2013年1月,冀文林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秘书,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秘书,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申请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得工业扶持资金、工作调动等事宜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或索取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46万余元。早前有媒体报道称,因家贫报考武汉地质学院物探系勘查地球物理专业的冀文林,曾担任过原地矿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8月开始追随周永康,一直到2007年才离开周永康,并于次年任职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两年之后,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央直属机构选派66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冀文林成为其中之一,他来到海南省,先后担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并于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长。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2月14日,冀文林最后一次以副省长身份出席了公开活动之后,就消失于公众视野。2014年2月1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时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7月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曾经的“大秘书”和“小秘书”均已获刑郭永祥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冀文林是继郭永祥后,周永康“秘书帮”里第二位获刑的成员。此前冀文林担任的是周永康的专职秘书,也就是俗称的“小秘书”,而郭永祥也曾担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此时周永康为部长,故被人称为周永康的“大秘书”。据公开资料显示,郭永祥在“秘书六人帮”之中年纪最大,同时也最得周永康器重,他还曾为同为鲁西北人、胜利油田出身的蒋洁敏牵线周永康。郭永祥于1972年-1998年期间,在胜利油田和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26年工作经历。1998年7月,郭永祥任职国土资源厅办公厅主任,开始担任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周永康的秘书。2000年1月,他追随周永康来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部长等职,而郭永祥则留在四川,后升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2013年6月22日,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4月9日,郭永祥被“双开”,并对其立案检查。通报中显示,郭永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子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2015年10月13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郭永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周永康“第一任秘书”与其继任者的命运 李华林李华林是“秘书帮”中资格最老的一位,他在1988年便开始担任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周永康的专职秘书。此后长达25年的时间内,李华林一直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工作。1992年3月,李华林离开周永康“单飞”后,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休斯顿办事处副主任。此后,一路官运亨通。2013年7月29日,中石油官方网站公告,任命李华林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而这位刚刚上任的集团副总经理,职务任期尚未满月就落马了。2013年8月27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宣布,李华林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上游新闻记者发现,至今并未有关于李华林的最新消息。李华林1992年离开周永康后,接替李华林的正是他的同年级校友沈定成,其职位是中石油办公厅副处级秘书。1997年,周永康调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沈定成继续留在石油系统,被安排到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裁。2002年,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成立,与中联油按照“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运营,沈定成担任中油国际副总裁。2007年提升为党委书记,成为了中石油体系内正厅级领导。2014年2月,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已经处于“失去联系”状态。“最后秘书”和警卫秘书的殊途同归余刚被称为“周永康最后一任秘书”的余刚,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就读于法学本科专业。1991年7月,人大毕业后,他进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任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会务、督查,以及联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2000年前后,余刚和冀文林一同担任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处级秘书。2001年至2002年期间,余刚在广东省鹤山市挂职副市长。2002年,结束挂职的余刚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周永康的秘书,直至10年之后的2012年11月周永康退休。公开报道显示,任职于国务院法制局的余刚曾在1993年第2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文章中,农家子弟出身的余刚称面对九十年代初的“下海潮”也有过困惑。看到报章上《教授卖馅饼》这样火爆标题,会“眼花了乱”、“心惊肉跳”;同学旧交见了面,劈头就是一句“你现在在哪儿发财”或“你怎么还没下海”,会“汗颜项背,自感惭愧”;听听那则“著名”的家训新传 在沿海某地区,有母亲这样“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当干部;教育女儿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只能嫁个干部,会“无地自容”。但余刚真正被公众知晓,却是以受贿、与他人通奸等负面形象。2014年7月2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日前中纪委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余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日被公布的还有周永康的警卫秘书谈红。中纪委官网通报称,中央纪委对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谈红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谈红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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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地处欧洲内陆的捷克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既是两国建交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捷克,也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对中东欧国家的首次访问。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捷克等中东欧在中国外交中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在成为双方扩大合作的重要纽带。 在中东欧国家中,捷克是中国非常“看重”的伙伴,尽管捷克的领土面积只有不到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千万,但却是中东欧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两国2015年贸易额达到110亿美元,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捷克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捷克又是最为重视与中国发展政治关系的中东欧国家之一,两国高层交往很多,此次习近平主席与捷克总统泽曼的会谈,是两年来中捷元首的第四次会晤。很多中国人都记得,2015年9月拄着拐杖的泽曼总统参加天安门阅兵的感人场景。捷克领导人不受西方某些反华势力意识形态“鼓噪”的影响,坚持对华友好的方针,使两国成为中欧国家、大小国家平等合作的典范。 中国领导人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倡议以后,为中国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受到这些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捷克地处“欧洲心脏”,毗邻西欧,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枢纽”国家。2015年11月,在捷克总理索博特卡来华出席第四次“16+1”会晤时,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首份有关“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向性文件。而此次习近平主席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又将成为重要的话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对外投资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而工业基础雄厚又具有独特地缘优势的捷克,无疑是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首选”之一。随着多个投资平台的建立以及两国扩大本币结算的规模,捷克有望成为中国与中东欧贸易结算和金融合作的中心。同时,捷克丰厚的人文底蕴,又可以成为两国民间和学术交流的“集散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导的政策、贸易、交通、民心等“五通”可以在中捷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拉尼庄园会晤泽曼总统时所指出的,站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有责任继往开来,共同传承和发展好中捷友好关系,使之历久弥新,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习主席此次访问捷克和两国政治关系的提升,就如同当下在播种季节的携手耕耘,一定会在今后收获累累的果实。 (来源:人民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河南日报》报道,3月26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姜信治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陈润儿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法制晚报记者注意到,自2月份以来,已经有10余省份省级党委的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动,这些省份包括新疆、湖南、四川、湖北、山东、广东、黑龙江、云南、甘肃、河南、陕西等。这些变动中有4人他们都同一个省份工作过。陈润儿黑龙江副书记 被提名为省长候选人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日前消息,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陈润儿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提名为省长候选人。陈润儿1957年10月出生,湖南人。2013年4月赴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前,他一直在湖南工作,从公社秘书做起,历经茶陵县委县长、郴州地委副书记、娄底地委副书记、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副厅长、湘潭市市长等岗位,于2006年11月升任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步入省部级官员序列。据多家媒体报道,陈润儿在长沙当了7年市委书记,时间之长在全国地方官中亦十分少有。这7年里,长沙GDP总值从1791亿蹿升至7153亿,这与陈润儿勤政务实的作风分不开,2009年7月,深圳比亚迪汽车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博彩电子游戏群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已于上个月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年前的2月17日,中央纪委发布通报,王敏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除涉嫌受贿外,王敏案的一大特点是:放纵妻子、女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财的链条,陷入了“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 “全家腐”背后的败坏家风 陷入“家庭生活逐利化”泥沼的并非只有王敏一家。 去年2月16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苏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其“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其妻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经查,苏荣共有十余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 苏荣腐败案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这种“全家腐”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家风败坏。 去年10月,中央纪委在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被“双开”的通报中,首次使用了“家风败坏”这个词语。通报指出,周本顺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族式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家风败坏已成为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从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该网站共发布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一半以上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双双折戟的敛财“父子兵” 在这种家族式腐败中,除了常见的“夫唱妇随”外,领导干部子女“不走正道”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利用权力关系谋取私利的“父子兵”搭档屡见不鲜。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之子,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之子,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之子等,利用父亲职权或被父亲作为收受贿赂或非法经营的中间人,轻易聚敛巨额财富。 清代的官场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叫做“莫用三爷,废职亡家”。 “三爷”,指的是这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如果对亲属任意放纵,最终就难免落得个“废职亡家”的结局。 尤需引起重视的是,与苏荣等人自己也大搞权钱交易不同,一些领导干部台前道貌岸然,极力打造“清廉”形象,背后却将自己手中的职权和积累的“人脉”,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行为更加隐蔽,危害不可低估。刘铁男便是其中的典型。 刘铁男在儿子刘德成小时候便告诉他,“做人要学会走捷径,要做人上人”,其子“从小就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刘铁男后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自己很少直接收受好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儿子收受他人财物的。 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刘铁男一手给儿子设计的敛财“捷径”,最终却使自己和儿子双双步入歧途,悔之晚矣。 家风连着党风民风 去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 这种由于家风不正导致腐败的案例绝非高级领导干部的“专利”。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如果在这方面一不留神,都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张洪亮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无期徒刑。除了张洪亮本人以身试法外,其妻子、女儿、妻兄、妻弟、妻妹均牵涉其中。 历数近年来的落马官员,其腐败行为多与家教不严、家风不正有关。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往往也是从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中打开缺口,从而拉其下水的。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其家风与党风、政风密不可分。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干部家风好坏、其配偶子女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等,都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个人甚至整个干部队伍的作风。 更为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的家风,还会对社风民风以及普通群众的家风直接或间接地产生重要影响。类似“我爸是某某”的新闻和言论,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在网络中掀起轩然大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 2014年到2015年,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与全国妇联宣传部等联合开展了“中国好家风万户城乡家庭大型调查”,结果显示:95.6%的被调查者赞同“好家风汇聚成好民风,对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会有重要影响”;“不良社会风气侵蚀到家风”已成为家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便是“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家风建设无疑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是其清廉为官的一道屏障,也是避免自己与家人被围猎的重要法宝。(本报记者 王少伟)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已于上个月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年前的2月17日,中央纪委发布通报,王敏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除涉嫌受贿外,王敏案的一大特点是:放纵妻子、女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财的链条,陷入了“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 “全家腐”背后的败坏家风 陷入“家庭生活逐利化”泥沼的并非只有王敏一家。 去年2月16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苏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其“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其妻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经查,苏荣共有十余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 苏荣腐败案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这种“全家腐”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家风败坏。 去年10月,中央纪委在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被“双开”的通报中,首次使用了“家风败坏”这个词语。通报指出,周本顺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族式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家风败坏已成为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从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该网站共发布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一半以上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双双折戟的敛财“父子兵” 在这种家族式腐败中,除了常见的“夫唱妇随”外,领导干部子女“不走正道”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利用权力关系谋取私利的“父子兵”搭档屡见不鲜。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之子,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之子,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之子等,利用父亲职权或被父亲作为收受贿赂或非法经营的中间人,轻易聚敛巨额财富。 清代的官场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叫做“莫用三爷,废职亡家”。 “三爷”,指的是这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如果对亲属任意放纵,最终就难免落得个“废职亡家”的结局。 尤需引起重视的是,与苏荣等人自己也大搞权钱交易不同,一些领导干部台前道貌岸然,极力打造“清廉”形象,背后却将自己手中的职权和积累的“人脉”,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行为更加隐蔽,危害不可低估。刘铁男便是其中的典型。 刘铁男在儿子刘德成小时候便告诉他,“做人要学会走捷径,要做人上人”,其子“从小就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刘铁男后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自己很少直接收受好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儿子收受他人财物的。 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刘铁男一手给儿子设计的敛财“捷径”,最终却使自己和儿子双双步入歧途,悔之晚矣。 家风连着党风民风 去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 这种由于家风不正导致腐败的案例绝非高级领导干部的“专利”。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如果在这方面一不留神,都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张洪亮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无期徒刑。除了张洪亮本人以身试法外,其妻子、女儿、妻兄、妻弟、妻妹均牵涉其中。 历数近年来的落马官员,其腐败行为多与家教不严、家风不正有关。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往往也是从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中打开缺口,从而拉其下水的。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其家风与党风、政风密不可分。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干部家风好坏、其配偶子女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等,都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个人甚至整个干部队伍的作风。 更为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的家风,还会对社风民风以及普通群众的家风直接或间接地产生重要影响。类似“我爸是某某”的新闻和言论,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在网络中掀起轩然大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 2014年到2015年,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与全国妇联宣传部等联合开展了“中国好家风万户城乡家庭大型调查”,结果显示:95.6%的被调查者赞同“好家风汇聚成好民风,对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会有重要影响”;“不良社会风气侵蚀到家风”已成为家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便是“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家风建设无疑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是其清廉为官的一道屏障,也是避免自己与家人被围猎的重要法宝。(本报记者 王少伟)图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外景。 付美斌 摄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今听证中新网海口3月30日电 (记者 付美斌)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30日上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南省高院)举行听证。陈满和代理律师王万琼出庭表达诉求。当日上午9时许,陈满与代理律师王万琼一同走进海南省高院。在海南省高院大门外,陈满告诉记者,近两个月呼吸自由的空气,感觉非常好。他说,海口是他伤心之地,但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得不来。陈满认为律师提出的国家赔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对一个受冤假错案的人,自己失去的太多太多。”陈满如是说。陈满代理律师王万琼表示,海南省高院举行听证会很积极,也很快,“我希望今天他(陈满)能够亲自来表达他的诉求。”1992年12月25日夜,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发生一起杀人放火案,1992年12月27日,曾在此租住过的陈满被当地警方锁定为凶手被限制人身自由,1992年12月28日被收容审查,1993年9月25日被逮捕。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1994)海中刑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判定陈满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4月15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1999)琼刑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因被错误追诉,陈满及其家人不断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琼刑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书定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原审被告人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于2015年2月10日,以高检刑申抗(2015)1号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判处。201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进行再审。2015年12月2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公开开庭作出(2015)浙刑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宣判陈满无罪并当庭释放。从1992年12月27日到2016年2月1日,陈满失去自由23年,累计达8437天。3月14日,律师王万琼代表陈满向海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海南省高院决定予以受理。3月22日,海南省高院决定,3月30日对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进行听证,并于同日向陈满及代理律师发出书面通知。陈满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包括两部分,一是要求海南高院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网等10余家媒体向陈满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二是要求海南高院作出经济赔偿共计人民币9661332.92元,其中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元,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申冤费用100万元。人民网北京3月30日电 (刘洁妍、李警锐)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媒体报道近日有41名大陆渔民在东沙作业时被台湾执法人员扣留”回应说,大陆的海协会在得悉有关情况之后,立即启动了两会紧急联系机制,向海基会了解、核实情况,同时要求协调相关方面,妥善处理此次事件,保证上述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尽速放人放船。此前消息参考消息网3月28日报道 外媒称,台湾“海洋巡防署”27日早将涉嫌在南中国海东沙群岛进行非法捕捞的41名大陆渔民,连同起获的绿海龟和15吨珊瑚贝类,一并扣押回高雄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28日报道,台“海洋巡防总局长”胡意刚22日晚亲率四艘台湾舰艇出发到东沙海域扫荡,并于隔天上午发现大陆的“琼琼海渔05055”号渔船。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海巡”舰艇用包围战术阻截该船,台“海巡”人员之后登上该渔船搜查,查获包括一只已被肢解的绿海龟在内的三只绿海龟、共1.54万公斤珊瑚及贝类,以及40公斤疑似毒鱼用化学药剂“聚苯乙烯”。前述珊瑚及贝类价值超过200万元新台币(约40万元人民币),台“海巡”人员因此决定把44岁许姓船长等41人押至高雄港。中新社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 应妮)自2016年起,中国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将提高至每人每年2万元人民币(下同)。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巡视员马盛德在30日的文化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 自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开始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予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0.8万元,2011年补助标准提高至1万元。 马盛德强调,这项补助主要用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而不是生活补助。提高补助标准,将有效解决部分传承人传习活动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对于提高传承人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关心重视传承人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对非遗传承人有不同程度的补贴。马盛德举例,日本对被称为“人间国宝”的传承人的补贴每年约合17万元,韩国大约是7.5万元。“我们的理想是,以后国家财力允许情况下,补助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再有所提高,争取基本解除传承人的后顾之忧,使他能更加专心地从事技艺的传承。” 同时,马盛德介绍,非遗司已于2015年启动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目标是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对300名年满70周岁及不满70周岁但体弱多病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记录。中新社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 应妮)自2016年起,中国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将提高至每人每年2万元人民币(下同)。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巡视员马盛德在30日的文化部例行发布会上宣布。 自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开始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予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0.8万元,2011年补助标准提高至1万元。 马盛德强调,这项补助主要用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而不是生活补助。提高补助标准,将有效解决部分传承人传习活动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对于提高传承人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关心重视传承人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对非遗传承人有不同程度的补贴。马盛德举例,日本对被称为“人间国宝”的传承人的补贴每年约合17万元,韩国大约是7.5万元。“我们的理想是,以后国家财力允许情况下,补助标准在这个基础上再有所提高,争取基本解除传承人的后顾之忧,使他能更加专心地从事技艺的传承。” 同时,马盛德介绍,非遗司已于2015年启动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目标是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对300名年满70周岁及不满70周岁但体弱多病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记录。,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习近平出访捷克#【习近平接受布拉格城市钥匙】习近平29日下午在捷克会见了布拉格市长科尔娜乔娃。应市长邀请,习近平在城市贵宾簿上签名,并且接受了代表该城市最高荣誉的城市钥匙。习近平邀请布拉格市长到北京做客。当天上午,北京和布拉格正式签署友好城市协定。(央视记者胡玮)。
新京报快讯 陈满申请国家赔偿案今日上午9时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听证会。陈满的代理律师王万琼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陈满含侵害人身自由、误工费、精神损失赔偿等约966万元。 新京报记者从王万琼律师处了解到,听证会在上午已结束,当事双方在赔偿事宜上仍有争议,后续或将做进一步沟通。 海南高院院长曾表态依法进行赔偿 1992年12月25日夜,海口市上坡下村109号发生一起杀人放火案,46岁的物管人员钟某某遇害。案发后,曾在此租住过的陈满被当地警方锁定为凶手,后被羁押、逮捕。后历经一、二审,1994年11月22日,陈满被判死缓。 从1992年12月底被捕开始,至今年2月1日洗冤,陈满共失去自由约23年,共计8437天,是国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 3月14日,陈满代理律师王万琼赶赴海口代表陈满向海南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海南高院决定予以受理。3月22日,海南高院决定,3月30日对陈满申请国家赔偿一案进行听证,并于同日向陈满及代理律师发出书面通知。 3月13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海南团审议“两高”报告间隙,列席会议的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就陈满案首度作出回应称,陈满案件可以说是司法的一个痛点,其认为该案件纠错,是国家法制进步。从过去的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化,到现在的疑罪从无,证据确定,这个是司法理念的进步。待收到国家赔偿申请书后,高院将依据国家赔偿法,组织合议庭审理之后,“该怎么赔依法来裁断,依法来赔。” 申请966万国家赔偿进行听证 近日,王万琼向新京报记者出具的国家赔偿申请书显示,除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公开向请求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要求海南高院赔偿人民币9661332.92元。其中含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53777.64元;误工费3707555.28元;医疗费、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万元,以及赔偿23年申冤的费用支出计100万元。 申请书称,陈满被请求人被剥夺人身自由时,就已经开办了一家装修公司并初具起色,其工资水平远远超过普通职工,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职工日平均工资为基数,请求人的误工费按照普通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计算。 申请书还称,陈满未被羁押前身体健康,今年2月2日,经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全身检查,陈满被查出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肛裂及双下肢体麻木,需要后续长期治疗,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承担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 今日中午,王万琼告诉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记者,在上午在海南省高院进行的听证会上,对方赔偿委员会7人出席听证会,并邀请了当地政协、人大代表旁听。听证会上主要听取了陈满就赔偿提出的意见和要求,“主要还是一些争议,比如此前已经鞠躬致歉了,现在是否还需要书面道歉,陈满认为,此前的鞠躬道歉并不代表书面道歉,他对此作出要求,另外,精神赔偿费和误工费的赔偿款项上还有一些争议。” 目前尚未出结果,双方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协商和沟通。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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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法律之星澎湃新闻报料:4070442-20-407943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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